我们倒在坚硬的地板上。
沥川的身上总有一股新鲜而又难以捉摸的香气。空调吹出一道冷风，天花板的风扇缓缓转动，房间里弥漫着地中海特有的橄榄味。微凉的身躯渐渐发烫，汗水在身下打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放松下来，若有所思地抚摸我的脸。
我闻着他手指上的松木气息，轻轻地说：“沥川，这次我们可能会有孩子呢。我现在不是安全期。”
他的身子微微一怔。
沉默片刻，他摇摇头：“不会的。我接受过很多次放疗，腺体早已损伤了。活的精子会很少，你受孕的机会……几乎等于零。”其实这话没结婚的时候沥川就说过了，我一直心存侥幸。这只是无意的一提，顿时触到了他的伤心处。
“没事没事，我才不在乎呢，”我连忙改口，“不一定非要我生，喜欢孩子的话我们可以领养嘛！”
他躺在地上，呆呆地看着天花板，半天没说话。我爬起来到卧室里找来拐杖递给他，然后去浴室放水。
水放好了，我去找沥川，发现他披着睡衣斜靠在墙边仍在想着心事。
“水好了。”我搂住他，将脸贴在他的胸前。
“小秋，”他忽然低声说，“我也很想要孩子。”
我掩住了他的嘴，用手轻轻抚摸他身上那道细长的伤疤。
“对不起——”我喃喃地说。
除了医护人员和他的父亲，沥川从没有让任何人看见过自己的伤痕。出事那年，他先是失去了母亲，紧接着失去了腿，之后一直放疗，失去了头发和胃口，身心承受着巨大的打击。直到现在他仍然觉得自己的伤疤很可怕，除我之外，不愿让任何人看见。
“小秋——”他的声音变得很严肃，“我们需要谈一谈。”
“你谈，我听着。”
“不许胡闹，”他摸了摸我的头顶，“到沙发上坐着说。”
我老老实实地坐下来，沥川坐到我的身边。
“我得跟你说一说孩子的事儿。”
“说吧。”
“也不是完全没可能。”
我眼睛一亮。
“十七岁我第一次化疗的时候，考虑到未来的生育问题，我接受了医生的建议，预先储存了一批精子。如果你执意想要孩子，可以试试IVF。”
“IVF?”
“In-vitroFertilization，中文怎么说？”
“体外受精，或者试管婴儿。”我开始算算数，“十七岁的精子，天啊，都过了十九年了，还管用吗？冰冻酸奶过一月就不能吃了呢。”
“一般来说，保存得当的话，精子的存活期有三十年。”我的心一阵打鼓：“那……嗯……质量能保证吗？”
他趴在我肩上，不吭声了。过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：“我怎么知道？实在想要就将就着用呗。想想看，如果我是九岁得的癌症，咱们就彻底没指望了。不过，别抱太多希望，新鲜精子在你这个岁数体外受精的成功率也只有百分之三十。”
我咧嘴傻笑，开始臭美：“啊……十七岁的精子，那就是十七岁的沥川啊！天啊！十七岁的沥川那可是如花一般的少年啊。”我承认我很花痴。我见过少年沥川打网球的照片，那样漂亮俊秀的男子，眉宇间充满了信心和骄傲。
十七岁以后的沥川饱受疾病折磨，他再也没拍过全身照。我与他在昆明的合影便是唯一的一张。
“别高兴得太早，”他拧了拧我的耳朵，“IVF的过程很烦琐，你的情绪会大受折磨。”
他的笑容里藏着一丝抑郁，口气并不热情，甚至是清冷的。
回答得这么专业，他一定做过详细的研究。
我的心暗暗发寒。沥川不想要孩子，虽然他也极度渴望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是啊，一个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的人，会愿意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丧父之痛吗？
我笑了笑，没再说下去。
会议有正式晚宴及酒会。洗完澡后沥川带着我出去买了一件黑色的晚礼服，我们在大教堂广场以北的艾特街逛了一圈，吃了本地特产柑橘和甜瓜，买了一包开心果。回到宾馆时，晚宴已经开始了。沥川将我一一介绍给他的同行，大家操着各种语言聊业界新闻，我一路陪着笑着听下来，又吃力又摸不着头脑，还要跟各路大神应酬。过了一会儿，沥川终于理解地放开我的手：
“Honey，那边吧台里有咖啡和冰激凌，你先去喝点什么，我聊一会儿就过来陪你。”
我如获大赦般地逃走了。
吧台在大厅的西南角，我要了一杯当地的葡萄酒，轻轻地抿了一口，果然香醇无比。过了片刻，一个栗发的欧洲女人走过来，要了一杯威士忌，坐在吧台的高椅上和我攀谈。她很美丽，衣着考究，胸前的宝石闪闪发光。
“我是米芙。”她说，“我是建筑师。”
“我是小秋。”我说，“我先生是建筑师。”
她举目一望，笑问：“你先生是织田君吗？”
“不是，”我说，“我先生是瑞士人。”
我没提沥川的名字，因为我对建筑界太不了解，好不容易寻了个空休息休息，不想和人大谈业界新闻。
“我是英国人。”
我微笑，这还用说吗？她的英伦口音太明显了。
“我来自中国。”
“你是台湾人，对吗？”
“不是，我来自大陆云南。”
“你看上去像台湾人，”她显然没听说过这个地名，“你的衣服很漂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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